唯一流传后世的《资治通鉴》手稿

    这份手稿虽然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它们却全都出自司马光之手，从文中删改词句的痕迹中，可以感受到司马光治学的严谨认真。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开头是“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记述西晋永昌元年王敦起兵谋反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就是《资治通鉴》最终成书后第92卷的内容。手稿中的文字内容与最终成书有许多不同之处，可以证明这是一份提纲性质的底稿。在手稿上，几乎每段只写了开头几个字，以下就以“云云”二字代替。手稿中涂抹勾画的痕迹历历在目，可以看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良苦用心。手稿上除了《资治通鉴》底稿外，还有另外的文字记述，还被中国历代藏家奉为“三绝”。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十几年里，留下的手稿有整整两间屋子之多，然而，由于当时纸张价格昂贵，有时候一张纸除了写手稿，往往还用来写别的内容。数量如此庞大的手稿，在《资治通鉴》编修完成后，司马光又将其中的许多手稿移作他用，因此在后世的流传中，所有这些手稿竟然差不多全部遗失掉了。而这仅存的460余字残卷手稿，就成为《资治通鉴》唯一流传后世的手稿。在这件仅存的手稿中，也可以找到手稿移作他用的痕迹，手稿中有一处涂抹的痕迹，依稀可以辨认出这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致司马光长兄司马旦的一封书札。据专家介绍，司马光将手稿写在兄长的书信上，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纸张比较珍贵，或是司马光灵感来了，即兴写下的文字。而在手稿的结尾，还有司马光的一封“谢人惠物状”，是司马光为感谢朋友写的一封感谢信。三种不同的文本，同时出现在一张纸上，使这份《资治通鉴》手稿更显得弥足珍贵。在手稿的卷末有数十枚红色的藏印，记载着手稿的有序流传。到了清代，手稿入藏清宫内府，上面更有乾隆皇帝的三希堂精鉴玺等藏印。新中国成立后，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到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本文来源：央视《国宝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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